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

摘要

通过查检清宫档案，发现《四库全书考证》于乾隆四十一年酝酿，四十三年正式编纂，四十七年正月完竣，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后直至乾隆五十四年一直在馆校对，嘉庆初年始交付武英殿摆印。此外，现存文渊阁本《考证》的修改内容与庋藏时间不一致乃是因为七阁《考证》均由馆臣带回武英殿重新缮写，较最初的庋藏本，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的修改意见。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编纂的副产品，汇聚四库馆臣办理书籍校签的精华，对于了解《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以及馆臣校勘书籍具有极大价值。遗憾的是，目前仅有几篇文章介绍其版本、成书、主要内容以及在校勘方面的价值，但关于成书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如编纂开始的时间、抄写入阁后的缮写以及交付武英殿摆印时间等，鲜有人关注。同时，武英殿本《考证》的刊印过程涉及了一些前贤言之不确的问题，如关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书目、内外聚珍本的鉴别等。因此笔者欲通过探讨《四库全书考证》成书的具体过程，试图逐一分析在编纂、抄写、刊印等各个阶段产生的问题。

一、《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

《四库全书考证》是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形成的，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称“四库馆校书时，附贴考订各书签子，奉旨决定后，应抄本附录于每卷之末，应刊本附刊卷尾”，即《考证》乃是汇集馆臣校订书籍形成的校签。张升先生曾撰文称《考证》乃是将黄签编次成帙，并指出黄签是经过馆臣选择的校签。关于《考证》的编纂时间，凡治四库者皆称“乾隆四十一年敕撰”。据查，自清季以来，“乾隆四十一年敕撰”之说广为流传，张之洞《书目答问》作“《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乾隆四十一年敕撰，聚珍本、福本”，其后叶德辉《书林清话》亦称“其校签各书异同之处，于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令总裁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即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印《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也”，至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称“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上谕，命书馆总裁，将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名为《四库全书考证》，计一百卷”，《四库全书答问》作为四库学研究最早的成果之一，影响巨大，因而关于《考证》编纂时间的说法逐渐形成定论。一九三六年姚名达先生著《中国目录学史》，径以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为刊刻《考证》的时间，“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又令将诸书校订之语另为编次，刊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应该说，自《考证》成书以来，由于其被掩盖在《四库全书》研究的浪潮之下，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学者对早已形成的定论并无疑义。

据档案可知，《考证》在乾隆四十一年并未开始编纂，而称“乾隆四十一年刊”更是有误。实际上，《考证》最初编纂的构想源于乾隆帝御览《四库全书荟要》时，见其粘签考订至为详细，故谕令馆臣将各签汇编成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黏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板诸事，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间藏板及坊肆镌行之本，难以概行刊入，其原书讹舛业经订正者，外间仍无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于天下也。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着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既不虚诸臣校勘之勤，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钦此。”乾隆帝意识到这些校签纠正了原书讹舛，而馆外学人难以知悉，因而下令编次，与《总目》一体排刊流传。但此时《考证》实未开始编纂。既然是汇集“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因此《考证》的编纂须待至《四库全书》各书籍办理完竣，至少不会过早地进行编纂活动，否则各书校签尚未形成，焉能编次？今存各版本《四库全书考证》首页均题“原纂官王燕绪、朱钤、仓圣脉、何思钧、杨懋珩、缪琪，纂辑官王太岳、曹锡宝”，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可知，王太岳、曹锡宝二人为黄签考证官，即编纂《考证》的馆臣，而原纂官王燕绪等六人则为办理《四库全书》的总校官（或为分校官），其实就是考订粘签之人，因此《考证》开始编纂的时间确实晚于以上六人办理各书籍的完竣时间。《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以上六人的议叙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四库全书处奏，所有办理四库全书依限完竣之革职中允王燕绪，庶吉士仓圣脉、何思钧，中书朱钤，进士杨懋珩、缪琪等，可否议叙一疏，奉谕旨：王燕绪着加恩授为翰林院编修，仓圣脉、何思钧着照该员甲第授职，朱钤着赏给庶吉士，杨懋珩、缪琪俱着以知县即用。余依议。”这条档案没有确切说明六位馆臣办理书籍完竣的时间，但必定早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考证》的编纂或与此接近。《曹剑亭先生自撰年谱》称“（乾隆四十三年）奏派办理黄签考证，与前辈王芥子先生同事”，曹锡宝自称于乾隆四十三年与王太岳（号芥子）办理黄签考证，定当至为可信。并且，乾隆四十三年编纂《考证》，正好介于“乾隆四十一年谕令编次考证”和“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六位馆臣议叙”之间，与上文推论吻合。

《考证》于乾隆四十三年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皇帝谕令将来成书时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起置于《四库全书》之首，“此次所进《总目提要》，并王太岳、曹锡宝所办黄签考证，将来成书时，俱着列于《四库全书》之首，钦此”，但《考证》最终并未列入《四库全书》之首，而是与《四库全书》一同分别庋藏各阁中。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考证》正式办理完竣，“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孙士毅着补授太常寺少卿，……其办理四库全书黄签之王太岳、曹锡宝，着加恩以国子监司业升用。”王太岳、曹锡宝因编纂《考证》完竣故有此加恩，此亦可从《曹剑亭先生自撰年谱》得到佐证，“（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六十四岁，春正月办理黄签考证完竣，蒙恩以国子监司业升用”。《四库全书考证》办理完竣后并未及时进呈御览，原因在于《四库全书总目》仍在修改编次，《简明目录》尚未成书。至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总目》改定，《简明目录》编成，“兹据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等将抄录各书，依四库门类次第标列卷目，并撰人姓名，撮举大要，纂成《简明目录》二十卷。谨缮写稿本，装作二函，恭呈御览，伏候钦定。至《总目提要》业于上年办竣进呈，荷蒙圣训指示，令将列圣钦定诸书及御制、御批各种，均按门类，分冠本朝著录各书之上，毋庸概列部首。现在亦已将体例遵奉改正，另行排次，仍编成二百卷，装作二十函，谨一并覆进。”《考证》迟至此时进呈，原因是为了等待《简明目录》和《总目提要》，以便一同进呈御览。

《四库全书考证》在进呈御览之后，又经过了长期的修改。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代内府抄本《四库全书考证》，据考订，当为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后发下经馆臣再次校改的本子。经与武英殿本《考证》比勘，发现录有校对者“吴裕德、彭元珫”，《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明确记载吴、彭二人迟至乾隆五十二年才进入武英殿，“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臣永璇、臣彭元瑞、臣金简谨奏：查武英殿原设额缺纂修十二员，现出有编修章宗瀛告假一缺，编修缪晋丁忧一缺。今于本月初二日奉旨：吴裕德、彭元珫准其捐复中书，仍准在办书处行走。钦此。该员等感激天恩，即日到殿行走，应请即以吴裕德、彭元珫充补章宗瀛、缪晋所遗纂修二缺。至四库全书尚有未竣事件，该员等向系熟手，即着其敬谨承办，以赎前愆。为此谨奏，请旨。”既然清抄本《考证》中录有校对官吴裕德、彭元珫，其校签和涂改的下限应至乾隆五十二年后。《国朝宫史续编》明确记载“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部，是编以全书荟要内分签考订之处，奉敕编次成书，凡一百卷。（乾隆）五十四年校刊”，此称“五十四年校刊”应是指《考证》的修改之举，与清抄本中校签的形成时间皆相吻合。可以确定的是，《考证》在进呈后，又经过了馆臣的再次校对，其目的是为了交付武英殿刷印。

综上所言，《四库全书考证》于乾隆四十一年酝酿，四十三年正式编纂，四十七年正月完竣，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后直至乾隆五十四年一直在馆校对。在长达十一年的编纂、修改过程中，《考证》一直不断完善，从现存的清抄本《考证》中的校签即可看出，馆臣不仅校对了校签的出处，还与校签所反映的原书进行了对勘，剔除了很多无效或不确的考证内容。应该说，《考证》的编次是馆臣校勘书籍成果的一个汇总。

二、《四库全书考证》的抄写

《四库全书考证》在办理完竣并进呈御览后，乾隆帝便谕令馆臣誊录抄写，以备各阁庋置。《档案》载“《总目提要》及《考证》全部，臣等均拟缮写正本，于文渊阁中间东西御案上次第陈设”，并立即“另原派《总目》、《考证》上行走之誊录二十九名、供事十二名，上紧赶办”，因此，《考证》在进呈之后与《总目》一起进行誊录并入藏各阁。由于七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考证》的命运亦颇坎坷，或不见踪迹或遭焚毁，现将寻绎到的各阁《考证》的有关材料转录如下：

文渊阁《四库全书考证》：《考证》在抄写后最先入藏文渊阁，“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应请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其文源、文津、文溯三阁，俟书成后照此办理”，故其他诸阁定在文渊阁之后方才庋藏，这与《四库全书》的其他书籍的入阁程序亦相吻合。文渊阁《四库全书考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著录“《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清纪昀等奉敕撰，乾隆年间内府写本，一百〇一册”，据查，该《考证》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朱丝栏，白口，卷首及卷末钤“文渊阁宝”、“乾隆御览之宝”大方印。

文溯阁《四库全书考证》：据《盛京皇宫及关外三陵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由京送到《总目》二十五匣、《简明目录》三匣、《考证》十二匣。该《考证》现存甘肃省图书馆，七十二册，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朱丝栏，白口，版心上栏题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黄色绢包封面，卷首钤“文溯阁宝”，卷末钤“乾隆御览之宝”。《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兰亲历记》记载，“文溯阁四库全书交接书共有：（一）《四库全书》共计6241函，3474种，36315册；（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3函1种，17册；《四库全书总目》20函1种，127册；《四库全书考证》12函1种，72册，《四库全书分架图》4函1种，4册”。据此，当为文溯阁庋藏之《四库全书考证》无疑。

文澜阁《四库全书考证》：文澜阁《考证》今不知踪迹，但嘉庆二十五年杭州承办盐商吴恒聚等造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录有《考证》的相关信息，笔者现存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经部书目清册》影印本，绢面题“杭所承办商人吴恒聚造送”，首页录作“经部总目二十八册，经部考证二十二册，简明目录四册”，并在经部考证二十二册下小字标注“无提要，查四部亦皆无提要，嘉庆元年禀明有案”。另据194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处移交清册》记载，“目录考证之部四种二四一册”，此为经民国诸人补抄之后的书籍清单，其称“目录考证四种”应是指《总目》、《考证》、《简明目录》、《插架图》，但二百四十一册却与其他诸阁之二百二十册不符，或许为补抄之后误出多册。

至于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考证》，《清宫避暑山庄档案》记载嘉庆元年十二月查阅文津阁陈设物件，其中录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函，随匣紫檀木边嵌玉四周记桌屏四座”。嘉庆五年十二月再次检查文津阁藏书发现“高宗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套，有虫蛀处”。由嘉庆年间复核书籍情况来看，文津阁确实入藏了《四库全书考证》。陈垣先生曾逐一翻阅过文津阁《四库全书》，详细记录了各书的书名、页数等，遗憾的是没有关于《考证》的叙述。文津阁《四库全书》今藏国家图书馆，也未见《考证》的踪迹。文宗阁《四库全书》虽在咸丰年间遭到焚毁，但国家图书馆仍存有清抄本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书首有莫友芝、柳蓉春等藏书印，清册中多处避乾隆“弘”、嘉庆“琰”字讳，但“宁”字不避讳，应该是抄写于嘉庆时期。《装函清册》在经史子集各部录有考证共计十二函，与文溯阁庋藏函数一致。

笔者曾将国家图书馆藏清内府抄本《考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考证》对比，发现在书目著录、书籍名称、类目编排等方面皆有不同，同时，文渊阁《考证》吸收了大部分的清抄本中的校签内容，因而，文渊阁《考证》庋藏入阁的时间应晚于清抄本《考证》中校签的形成时间，具体应晚于乾隆五十四年，这便与档案记载的文渊阁《考证》入阁时间相违伐。清宫各种档案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文渊阁《考证》准确的庋置时间，但《盛京皇宫及关外三陵档案》记载文溯阁《考证》于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二日运抵盛京，《武英殿修书处为派员押送文溯阁陈设之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及五军道里表事咨盛京内务府》称“本处应送往盛京文溯阁陈设四库全书内《总目》二十五匣、《简明目录》三匣、《考证》十二匣，共三十五匣，请烦贵府查收，按照架图并此次带往图样陈设”，而文渊阁《考证》抄写完竣并入阁定在文溯阁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称“其文源、文津、文溯三阁，俟书成后照此办理”，因此，文渊阁《考证》的实际庋藏时间必定在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前。这里便存在疑问，为何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考证》得出的入阁时间与档案记载的入阁时间不一致？是否是档案记载有误，亦或是推断的校签形成时间不确？

经仔细翻阅史料，《考证》入文渊阁的时间确应在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二日之前，而现存的文渊阁《考证》也确实是乾隆五十四年之后才庋置的，之所以出现时间上的错置，原因在于诸阁《考证》曾经馆臣重新缮写，缮写的时间恰是《考证》修改完成之后，故而现存文渊阁的《考证》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的校签内容。目前，尚无档案表明文渊阁《考证》在入阁后经撤回、重缮并再次入架，但众多材料涉及到文溯阁《考证》在馆臣复校过程中重经缮写。从《四库全书》编纂的整个过程来看，北四阁的复校情况不会有太大出入，故而以文溯阁《考证》类推文渊阁《考证》的相关史实，应该可靠。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成策、福保《奏为校勘文溯阁书籍事竣事一折》称“闻伏乞皇上睿鉴再书籍次序既理经史改所有御案前陈设之《总目》、《考证》、《分架图》均应另缮，亦经陆锡熊带回办理，此外尚有革任侍郎陆费墀另造分架图四本，系预备晒晾书籍时检查归架之用，亦一并交陆锡熊照式另缮一分，随书发来合并陈明，为此谨奏”，从奏折中反映的复校情况来看，《总目》、《考证》以及《排架图》均经陆锡熊带回四库馆重新抄写，也就是说，现藏甘肃的文溯阁《考证》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考证》已非当初入阁的原貌。这些书籍除《总目》外，已在乾隆五十六年十月重新抄写完竣，并交由文溯阁归架，《盛京皇宫及关外三陵档案》载“呈为督察院前来看书之员公所应陈设桌凳之处先行知会盛京将军等衙门，由档案房呈为咨行事准，督察院咨开为咨明事本院左都御史，上年奉旨详校文溯阁所有应行抽换各书，现交礼部员外郎张照原议赉送并先行抽阅，今定于十一月起程，除总目一部应俟刊刻告竣再由武英殿送往外，相应各书开列清单咨明，希即会同查照归架，至抽阅书籍应设公所地方桌凳等项，并一切请书、收书各事，宜均应照上年办定章程妥协办理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咨行盛京将军奉天府尹提督学政衙门，所有应设公所地方桌凳等项，并一切请书、收书各事，宜均应照上年办定章程妥协办理可也，为此上呈。计赉送书册清单：《简明目录》十七册，应归函；《四库全书考证》七十二册，应归函；《排架图》四册，应陈设；《春秋本例》《春秋例要》合一函，共五册连匣，应归架；《大隐居士集》《浮游集》合一函，共五册连匣，应归架；《九家集注杜诗》十二册，应归函；《纲目三编》十八册，应归函；《元明事类钞》二十四册，应归函；《元丰九域志》七册，应归函；《数学九章》十二册，应归函；《东里集》三册，应归函；《周髀算经》一册，应归函。另送到目录手卷四个，檀匣一副，应陈设原手卷撤回；又另送袖珍《简明目录》四函，此系新添之本，应照三阁例在御案陈设；又《曾子》一册，应归函将原书撤回。”档案中除录有《简明目录》、《考证》及《插架图》外，另有其他书籍多至十三种，均是经馆臣带回由礼部负责承办缮写的，同时注意到《总目》并未在归架之列。至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刘权之赴盛京重校文溯阁时，其奏折称“除《南巡盛典》、《八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三种尚在改缮未经送到外，其余撤回各书俱已发来照存”，此亦可证明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上各书确已归架完毕，当然，《四库全书考证》亦在其列。

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考证》中禁毁书籍的删削和类目的调整亦能为“重新缮写入阁”说提供佐证。与乾隆四十七年的进呈本《考证》相比，文渊阁《考证》删去了乾隆帝谕令禁毁的书籍，如李清所著《南北史合注》、唐时升《三易集》等。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载，李清著作被禁毁发生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由禁毁书情况可知，现存文渊阁本《考证》必定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后仍经馆臣继续校改。与此同时，大量的《四库全书》未收书、存目书的考证内容亦被馆臣删去。当然，我们无法确定此次删削书籍究竟仅是复校中的抽删抽改所致，还是重新经过了馆臣的缮写。幸运的是，文渊阁《考证》中的类目调整为我们进一步的推论提供了依据。阁本《考证》中有近三十种书籍类目与进呈本不同，其调整的范围不仅限于经史子集各部内的卷次变动，还包括各部之间的改易，如《中原音韵》由经部改属集部，《方言》由史部改隶经部，等等。如前所述，《考证》在办竣后立即派员誊录各阁庋藏，誊录监生的工作只会按进呈本照式抄写，断不会调整其书籍类目，因而只可能是后期复校时形成的。如果说删、改可以直接进行，而不会影响书籍内容的完整，但如此多书目及相应考证内容的改易，显然不是简单的抽删、抽改即可完成，而必须是经过了馆臣再次缮写的结果。

结合以上档案及文渊阁本《考证》的内容来看，《四库全书考证》虽早已庋藏诸阁，但却是重新缮写入阁的本子。仅以文溯阁为例，经过了乾隆五十五年的改缮，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十月方才归架，而此时进呈本《考证》已由四库馆臣校对并修改完毕，因此重新缮写的《考证》很有可能吸收了最新校签的成果。这就解释了为何现存文渊阁《考证》的实际庋藏时间远远晚于档案记载的入阁时间。

三、《四库全书考证》的刊印

《四库全书考证》在最初构想编纂时，即已预备交付武英殿聚珍版摆印，“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但随着编纂工作的结束，《考证》又改为雕版刊刻。至于何时有此动议，已然不甚明了，只能从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和珅的奏折中窥见一二，“又王太岳等所办理《全书考证》曾否刻板？如尚未动工，即用聚珍版刷印，钦此。相应寄知二位大人，遵照将小板《通鉴辑览》于何时刷印齐全，又《全书考证》作何办理之处，即行札覆，以备垂询”，由此条奏折明确可知，《考证》在办理完竣后并未按照乾隆帝预想的那样直接交付武英殿刷印，而是准备由雕版刊刻。同时亦可看出，关于《考证》究竟以雕版刊刻还是聚珍版刷印，馆臣仍是没有得到乾隆帝明确的指令。笔者猜测或许是由于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书籍较多，且《考证》卷帙颇大，故改由雕版刊刻。至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关于《考证》作何办理之事已有乾隆帝的谕旨，而且此时武英殿事务较轻，因而重又将其交付武英殿聚珍版摆印。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四库馆臣曾就《考证》刷印部数问题奏明乾隆皇帝，《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启者：昨接手函，示商《四库全书考证》应否仍照旧数刷印，具见尊裁详审。今早召见时，遵来示奏请。面奉谕旨，此书除排印陈设二十二部外，着照例排印通行书三百部，不必格外加增。钦此，特此奉闻，祈即遵照办理，顺候近褀不一。”从档案可知，通过乾隆帝的谕旨，《考证》的刷印部数最终得到确定，即与其他聚珍版书籍一样，刷印陈设二十二部，另三百部作为通行本，但此时《考证》仍未交付摆印。《国朝宫史续编》记载《考证》于乾隆五十四年校刊，显然直至此时《考证》才由武英殿修改、校对完毕。并且，武英殿聚珍版《考证》确实吸收了乾隆五十四年校刊时才形成的校签、修改意见等，因而《考证》应该晚于乾隆五十四年才交付武英殿摆印，这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笔者在《内阁大库档案》中也发现一条可以佐证的记载，“嘉庆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臣永璇臣庆桂臣朱珪臣英和臣戴衢亨跪奏，奏为恭进样本事：本馆曾奉特旨，摆《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系一百卷，《吏部则例》一书系六十九卷，俱能摆印无误。现在聚珍馆木子尚属完全，未能虚置无用，可否即令供事等将《西汉会要》、《唐会要》二书迅速一律摆印，既省刊刻多费，且得早副圣主嘉惠艺林至意，臣等未敢擅便，谨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此称“本馆曾奉特旨，摆《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究竟指代乾隆年间摆印抑或嘉庆年间摆印，实难明了。这条奏谕将《吏部则例》与《四库全书考证》并称，以此证明聚珍馆能够摆印卷帙较大的书籍，似有两者系同时摆印之意。据查，《吏部则例》于嘉庆五年摆印完竣，“嘉庆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臣永璇臣朱珪臣丰绅伦臣戴衢亨跪奏为装潢全竣请旨陈设颁发事，本处两奉敕旨摆办《千叟宴诗》三十六卷，又《吏部则例》六十九卷，曾于嘉庆四年五月初八日摆出样本，恭呈御览。今刷印装潢，现已全竣。《吏部则例》准照来文，以三百部咨行在京衙门备查，以九百部存贮”。奏谕将《四库全书考证》置于《吏部则例》之前，其摆印乃至完竣应在嘉庆五年之前。据此可以猜测，《考证》应该是乾隆五十四年之后摆印，直至嘉庆五年之前始得完竣并陈设，因而庆桂在上奏时以《四库全书考证》与《吏部则例》为例。嘉庆四年顾修编撰的《汇刻书目》中将《四库全书考证》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此书为顾修私人撰述，且为论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最早的私人书目，若非亲见聚珍版《四库全书考证》，绝不可能将其录入，因此《考证》应在嘉庆四年之前即已摆印通行本流传。嘉庆五年开始编纂的《国朝宫史续编》著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二十六种，并未录入《四库全书考证》。据查，《国朝宫史续编》所载书目上接《国朝宫史》，著录的时限自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初年，此书为官方敕撰，记载至为可信，但其未录《考证》的缘由并非《考证》没有摆印完竣，而是乾隆后期至嘉庆初期的各种摆印书籍均未列入，所录书目皆为乾隆四十二年之前排印完成，其卷首题下称“诸书续有排印，先列现行书目”，即是此意。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宫流散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两种，据查，该书为朱丝栏抄写，白口，上朱鱼尾，版心上题“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开列了聚珍版书129种，而《四库全书考证》并不在这一百二十九种之中，这表明清廷撰写《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时，《四库全书考证》尚未摆印完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的成书时间来推定《考证》的摆印时间。

据项旋考证，《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可能编纂于嘉庆元年，这可以从《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的记载中得以窥见，嘉庆元年（1796）十月十三日奏：“查翰林院移付，易纬、易说等书共一百三十余种，前经臣等奏明五十卷以外交刻，五十卷以内交摆。本处先后陆续进过一百二十九种，荷蒙睿览，命编聚珍总目，灿然益彰。今又摆得尚书详解二十六卷。查计五十卷以内之书，业已全行完竣外，又恭摆十全集五十四卷，暨前经大学士等呈进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篇帙繁富，尤符巨观。”档案中所称“命编聚珍总目”即是《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其明确叙及聚珍本书“一百二十九种”。又称“今有摆得尚书详解二十六卷”，也就是说《尚书详解》摆印于嘉庆元年，且并未存于《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中，可以肯定的是《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反映的是乾隆时期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嘉庆时期摆印的书籍并未收录。因此，我们可以据此作出推断，既然《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收录乾隆时期摆印的一百二十九种聚珍版书，且没有收录《四库全书考证》，结合其他嘉庆时期摆印的书籍亦未收录的情况，《四库全书考证》应该摆印于嘉庆时期。

《四库全书考证》摆印完成后，陆续陈设热河、盛京及各大行宫、殿宇之中。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热河总管世纲等奏查明文津阁并园内各殿宇书籍折》录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部，一百卷，王泰（太）岳辑，武英殿版，此须与文津阁《四库全书考证》相区别，根据档案，入文津阁之《考证》定为抄本，此著为武英殿本，且非文津阁中所藏，而是其他殿宇所贮书籍，应属武英殿摆印完竣后的陈设本。《静宜园殿堂陈设书籍·勤政殿》陈设有“《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套”，据其目录所载，此殿将武英殿聚珍版书籍全部陈设入藏，《考证》亦在其列。咸丰年间抄录的《盘山行宫收存书籍清册》及《盘山行宫收存陈设书籍》共著录书籍167种，其中有“《四库全书考证》一部十二套”，并且书籍清册目录后注明“此册上有圈，着俱交进”。国家图书馆藏《懋勤殿书目》一部，系清人刘喜海抄写本，该书目实为懋勤殿陈设书籍，录有聚珍版图书一百余部，包括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部十二套。《考证》与其他武英殿聚珍版一样，共刷印陈设本二十二部，囿于档案，暂时不详其余十八部的陈设情形及地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叙述《四库全书考证》的摆印时间时，发现《国朝宫史续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与目前普遍认同的陶湘所辑《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并不能完全吻合，《尚书详解》、《诗经乐谱》、《御选名臣奏议》、《西汉会要》、《唐会要》、《重刻淳化阁帖释文》、《四库全书考证》、《农书》、《高宗诗文十全集》、《万寿衢歌乐章》、《世宗御选悦心集》等十一种不在《国朝宫史续编》收录之中。通过查阅档案发现这十一种书籍或为乾隆后期敕撰、或为嘉庆时期摆印、或是行格版式与聚珍版不同，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之说值得继续探讨。

陶湘曾辑录《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共计一百三十四种（除去初刻四种），此后学者研究聚珍版丛书皆以此为嚆矢。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皆称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九年共摆印书籍一百三十四种，并有详悉列目。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也称“武英殿聚珍本共一百三十四种，有目可查”。因此，学界在研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均以这一百三十四种目录为据，张升先生曾在《四库全书馆研究》中单列一章论述武英殿聚珍版，详悉论述聚珍版书目，笔者不揣简陋，欲做一点赘述。

如所周知，学界所认同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缺一不可：其一，版式划一，各书均为墨栏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其二，行款一致，每书均录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一诗并序，次载提要。也就是说，自陶湘以来确定的一百三十四种书目，以上两点已然成为鉴别聚珍版最重要的特征。但似乎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其实以上特征只是由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书籍得出的一般共性，而不是以这两个标杆来衡量聚珍版。当然，笔者对以上书目的质疑，也是基于这两点特征考虑：

九行二十一字是武英殿聚珍版第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也是区分嘉庆时期武英殿续摆书籍的重要标准。嘉庆时期武英殿聚珍馆继续摆印书籍，如《吏部则例》、《平苗志略》等，因其行款各异，故而将其作为武英殿单行本，而不入丛书。但似乎陶湘等人并非严格遵从自订的标准，其辑录的《武英殿聚珍版书目》中录有《万寿衢歌乐章》一书，据查，该书为乾隆五十五年敕撰，朱墨套印，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很显然，若《万寿衢歌乐章》作为聚珍版的一种，其行款与其他书籍并不一致，也就是说，九行二十一字只能代表绝大多数书籍的款式，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标准。

每书皆有御制诗序、次载提要是区别聚珍版的第二个特征，很多学者在进行内外聚珍鉴别时经常以此为据。实际上，举凡殿本皆有诗序、提要的说法不够确切。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所藏聚珍版书籍，发现《周易口义》、《四库全书考证》、《御选名臣奏议》等皆无提要。因此，可以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聚珍）皆有诗序，但绝非均有提要。

还有一点，今人所辑录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皆称起乾隆三十八年十月，迄乾隆五十九年之间摆印的书籍，甚至认为武英殿聚珍版书籍的刊印随着金简的辞世而告结束。但仔细审视一百三十四种书目，目前确切可知的有三种为嘉庆时摆印，若《丛书》所称时限仅止于乾隆五十九年，缘何将嘉庆时期摆印的书籍列入，如此一来岂不自相违伐？

《内阁大库档案》载：“本馆前据翰林院奏准移交《农书》一种，今已摆办完竣，照例装潢陈设本二十部，带往盛京二部，刷印通行本三百部。谨先将连四纸竹纸样本各一部恭呈御览。俟发出，即交懋勤殿拟请陈设，仍发五省通行。又查前据移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二部，俱徐天麟撰，《唐会要》、《五代会要》二部，俱王溥撰。向因本馆奏明，五十卷以内发摆，五十卷以外发刻。是以《东汉会要》四十卷、《五代会要》三十卷，已经摆进陈设，其《西汉会要》系七十卷，《唐会要》系一百卷，例未发摆。臣等伏思一人之书，或摆或刻，似未划一……现在聚珍馆木子尚属完全，未能虚置无用，可否即令供事等将《西汉会要》、《唐会要》二书迅速一律摆印，既省刊刻多费，且得早副圣主嘉惠艺林至意，臣等未敢擅便，谨奏。”由档案可知，《农书》于嘉庆七年摆印完竣，《西汉会要》与《唐会要》则始有排印的动议，但陶湘、郭伯恭等人所列书目皆包含这三种书籍。从现存书籍的行款看，《农书》、《西汉会要》、《唐会要》皆为九行二十一字，首题御制诗序，次载提要，与乾隆年间摆印书籍版式、行格均一致，但笔者质疑的是以上学者不当首先确立聚珍版书籍的时间界限，若已然明确了时间断限，那么就不应将嘉庆时排印书籍列入。

此外，在国家图书馆翻阅嘉庆时摆印的《农书》时发现，虽然其版式、行格等与乾隆时武英殿摆印书籍无异，但在提要撰述上明显不同。一般而言，聚珍版书籍的提要的叙述方式与《四库全书》一致，首行题书名提要，另行以“臣等”书写。但《农书》首行题“钦定四库全书农书提要”，继而另行书写“农书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很显然，这里的提要是直接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将其版本来源一并附入，与《总目》著录格式完全相同。仅以《农书》而言，这或许可作为嘉庆摆印本与乾隆摆印本区别的一个侧面。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与考辨，《四库全书考证》具体的成书过程应是乾隆四十一年动议纂修、四十三年正式编纂、四十七年正月完竣、七月十九日进呈、五十一年七月付武英殿摆印，并且在进呈之后又经过了馆臣的校改，抄写入阁后又经过了馆臣重新改缮庋藏，交付武英殿刷印后直至嘉庆初年才完竣。同时，以《考证》为线索，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目前学界认同的聚珍本的特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以《农书》为例区别嘉庆聚珍本与乾隆聚珍本。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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